周大年作为代表发。他站在话筒前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老王这辈子，就做了一件事——纺织。十八岁进厂，六十五岁还在学新花样。临走前手里还攥着丝巾，说这花样‘新老结合’，好。”

台下有人抹眼泪。

“现在外面有人说，咱们这些老工人是负担，是累赘。”周大年声音提高了，“可咱们问问自己，青州当年的辉煌，是不是咱们一针一线、一炉一炉干出来的？现在转型了，咱们没拖后腿！五十多岁学电脑，六十多岁学设计，为了啥？就为了证明，咱们还有用！”

掌声响起来，起初稀疏，然后连成一片。

高阳站在最后排，看着这些头发花白的老人。他们背有些佝偻，手上有老茧，但眼睛里有光——那是一种被需要、被尊重的光。

追悼会结束后，孙厂长找到高阳，眼睛还红着：“高书记，王师傅的儿子回来了，说想见您。”

休息室里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起来，皮肤黝黑，手很粗糙。他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，接到消息赶回来，连工作服都没换。

“高书记，”他声音沙哑，“我爸临走前说，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”

是一个布包，里面是十几本笔记本。翻开，密密麻麻记着纺织厂几十年的工艺参数、花样设计、设备维修记录。有些页面已经泛黄，但字迹工整。

“我爸说，这些是老厂子的‘血脉’，不能丢。”男人说，“他还说……谢谢您，让他最后这段日子，活得有奔头。”

高阳接过布包，沉甸甸的，像接住了一个时代。

“你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说。”

男人摇摇头：“我在外面挺好的。就是……我爸的骨灰，能撒在厂区那棵老槐树下吗？他说，在那儿能看见车间。”

“可以。”高阳说，“我们会在树下立块碑，刻上你父亲的名字。”

男人深深鞠躬，转身走了。背影有些佝偻，像他父亲。

高阳抱着那包笔记本，走出礼堂。阳光很好，照在纺织厂的红砖墙上，温暖而陈旧。那棵老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，新叶嫩绿。

手机震动，是郑明远：“九十年代国企改制档案调出来了，有发现。来纪委。”

纪委的档案室里，几十个纸箱堆成小山。郑明远正在翻看其中一箱，手上沾满了灰。

“你看这个。”他抽出一份发黄的文件，“1997年，青州纺织厂（老厂）改制方案。评估资产时，把最值钱的三条进口生产线，评估成‘待报废设备’，作价三十万。而当时，一台同样的新生产线，进口价是两百万。”

“谁评估的？”

“评估公司叫‘诚信评估’，法人代表是方文涛的姐夫。”郑明远又抽出几份，“不光纺织厂。机械厂、化工厂，都一样的手法。评估压价，然后方文涛控制的公司低价收购，转手卖给私人老板，中间差价最少五倍。”

高阳一页页翻看。那些泛黄的纸页上，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，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血泪。

“这些档案，当年怎么通过的？”

“有领导签字。”郑明远指着一份审批表，“你看这个签字——赵建国。”

赵建国，当时的市委书记。

“还有这个，”郑明远又翻出一份，“周建军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，也签了字。”

一条线，串起来了。

“能坐实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