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意外，但心里还是沉了一下。马国良这个人，他接触了两年，觉得他做事有分寸，但“分寸”这个词在官场上是最靠不住的东西。你觉得他有分寸，是因为他没在你面前露出破绽。破绽都在背后，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。

高阳放下电话，站在窗前。他不知道该替马国良惋惜，还是该替那些因为马国良的违规操作而受损的企业和工人愤怒。也许都有。也许什么都不能想，想多了反而乱。

周末回家，高阳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一句话没说。高远拿着一张画跑过来，画的是一个人站在烟囱下面，人的脸画得圆圆的，五官挤在一起，像个包子。

“爸爸，这是你。”

高阳接过来看了看，勉强笑了一下。“像。”

高远满意地跑开了。林静从厨房走出来，围裙上沾着油，看了一眼高阳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工作上的事。”

“严重吗？”

高阳沉默了一下。“一个同事出事了。被纪委带走了。”

林静没说话。她伸出手，握了握他的手。她的手很暖，手指上还有洗洁精的味道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她站起来，回了厨房。高阳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他想起马国良去年在常委会上说过的一句话。那天的议题是国企改革，大家争论得很激烈，王建军让每个人表态。轮到马国良，他站起来，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原则——不能让工人吃亏。不管怎么改，工人的利益要保住。”这话说得很实在，大家都点了点头，王建军也没说什么别的。

现在马国良被带走了，不是因为工人，是因为老板，是因为那些他曾经给过好处、也给过他好处的人。他说的那些话——不让工人吃亏——也许是真的，也许只是说给别人听的。高阳不知道。也许连马国良自已也不知道。

他点了支烟，走到阳台上。天色暗了，西边的云被染成深紫色。远处那根烟囱上的红灯还没亮，天色不够暗，暗了才会亮。

他想起了王德厚，想起了那个在食堂里说“这厂子比我儿子还亲”的老工人。王德厚一辈子没当过官，没批过项目，没拿过好处。他在那根烟囱下面站了三十年，手上全是茧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棉絮。他走的时候，除了那间住了三十年的筒子楼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
高阳把烟掐灭，转身回到屋里。高远在客厅里喊他过去看画，他走过去，蹲下来，看着高远又画了一根烟囱。这次画得比之前的都直，顶上画了一盏灯，红色的，涂得很重，蜡笔断了一截。

“爸爸，这盏灯亮吗？”

“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