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嘿，那可了不得。”周大年眼睛亮了，“三班倒，机器不停。过年发奖金，一人一个大红包。厂门口的小卖部，一天能卖出去十条烟——都是咱们工人买的。那时候啊，走在街上，说是纺织厂的，腰杆都直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：“后来就不行了。设备老了，花样旧了，卖不出去了。再后来……改制，下岗。老王那会儿，哭了好几天。”

阳光斜照过来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“现在呢？”高阳问。

“现在……”周大年看着正在施工的记忆馆，“现在又看到点光。虽然不强，但总比摸黑强。”

饺子吃完了。高阳合上饭盒，还给周大年。

“周师傅，这光，会越来越亮的。我保证。”

回到市委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李明等在办公室，神色有些古怪。

“高书记，省里来电话了。说……想调小远去省政研室，借调半年。”

高阳心里一紧：“谁的意思？”

“电话是省政研室主任亲自打的，说是看重小远的专业能力。”李明说，“但我觉得……不太对劲。”

当然不对劲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调他儿子去省里，是施压，也是试探。

“小远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他说听组织安排。”

高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回复省里，就说小远刚到基层，需要锻炼。等青州这边工作熟悉了，再考虑。”

“这样回绝，会不会……”

“照我说的做。”

李明出去后，高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。

“爸，省里要调我，您知道了吧？”

“知道了。你怎么想？”

“我不想走。”小远说得很干脆，“青州现在正是关键时候，我想留在这儿，做点事。”

“可能会得罪人。”

“得罪就得罪。”小远笑了，“爸，您不是常说，只要走得正，就不怕影子斜吗？”

高阳心里一暖：“好。那你就好好干。记住，多看，多听，多想，少说。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窗外暮色渐合。城市的灯火，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
高阳翻开王师傅的笔记本。第一页，写着工整的钢笔字：“1982年3月15日，进厂第一天。师傅说，纺织如做人，一针一线都要扎实。”

翻到最后一页，是去世前一天的记录：“新花样‘岁月牡丹’定稿。淡青底色，传统花样，新式配色。周师傅说好看，李师傅说能卖。明天开始打样。”

字迹有些抖，但一笔一画，都认真。

高阳合上笔记本，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。

它会提醒他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，为什么要坚持下去。

因为在这些泛黄的纸页里，在这些朴素的字句里，藏着一座城市的记忆，一代工人的尊严，和无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这些，比任何东西都重。

那封警告信寄到高阳家时，是个星期六的早晨。林静去拿报纸，在信箱里发现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没有邮票，没有邮戳，显然是有人直接塞进来的。信封上只写了“高阳收”，字是打印的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进屋，放在餐桌上。高阳正在煮粥，看见信封，擦了擦手，拿起来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林静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高阳拆开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——是他和儿子小远在楼下散步的背影，拍摄时间明显是昨晚。照片背面用红笔写着一行字：“父子情深，当惜之。”

林静看到照片，脸色白了：“他们……他们盯上小远了？”

高阳把照片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：“没事。”